医院的走廊总是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消毒水味,惨白的灯光打在墙上,像极了我那台笔记本电脑死机时的蓝屏。
我坐在诊室冰冷的椅子上,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诊断报告。纸张很轻,轻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却又重得让我抬不起手。上面的医学术语像是一串串陌生的代码,冰冷、生硬,却有着裁定生死的绝对权威。
“顾简纲。”
医生叫了我的名字,声音隔着口罩传出来,显得有些沉闷。他推了推眼镜,目光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却又无法完全掩饰的惋惜。
“基因序列的异常表达已经无法通过药物控制了。你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时间。
这个词在我的脑海里炸开,像是一颗被引爆的炸弹,将我原本精密构建的人生剧本炸得粉碎。
我一直以为,我是那个执笔的人。我是那个站在上帝视角,掌控着每一个人物命运,安排着每一场悲欢离合的编剧。我以为我的剧本,我的人生,会按照我设定的路线,一步步走向那个辉煌的、逻辑严密的结局。
甚至在那一夜,我在林文笔宿舍门外守到天亮,我都在计算。计算我这场“无声的守护”能在她的剧本里留下多少时长,计算我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是否符合男主角的人设逻辑。
可是现在,这张薄薄的诊断书,就像是一份来自更高维度的“编辑意见”,粗暴地打断了我的创作。
“提前剧终。”
我在心里默念着这四个字,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多么讽刺。我写了一个关于“笼中鸟”的故事,写它如何渴望自由,如何为了自由而不择手段。我以为我是在写它,其实我是在写我自己。我们都被困在各自的“笼子”里,它困在四面墙壁里,而我,困在这具随时会崩塌的躯壳里。
而林文笔,她就像是那个闯入我剧本的“乱码”。她的眼泪,她的愤怒,她那些细腻到繁琐的情感,原本是我用来修补人设的工具。可现在我才明白,她才是那个唯一真实存在的人。她有血有肉,会哭会笑,而我,不过是一个即将被删除的数据。
“顾同学?”医生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试探,“你还好吗?”
我回过神来,将那张诊断书慢慢地、仔细地折叠好,塞进口袋里。
“我很好。”我说。
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没有无法接受的崩溃。或许是因为,作为一个习惯于逻辑推演的人,我早就从那些偶尔的心悸、那些莫名的疲惫中,推导出了这个必然的结局。
只是,这个结局来得比预期要早得多。
我站起身,向医生道了谢,然后转身走出了诊室。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焦急等待的家属,有推着输液架的护士,有痛苦呻吟的病人。这些鲜活的、嘈杂的生命,在我眼里突然变得有些不真实。
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即将离场的观众,正在看着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