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在夜色中驶向酒店的方向。车窗外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红色、蓝色、绿色、黄色，像一条被拉长的、流动的彩虹，最后消失在夜色深处。

柳殷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脸对着车窗，玻璃上映出她模糊的倒影。她的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灯火，但什么也没有看进去。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慢慢地、无意识地画着圈，一圈，又一圈，又一圈。

柳玉迎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搭在车窗上，拇指抵着太阳穴，闭着眼睛。

他没有睡着。

他在想澳门。在想明玉澜。在想那些似笑非笑的眼神、那些若有若无的触碰、那些听起来像是调情但被包装成“请教”的话。这个男人所有的好感和喜欢都基于谎言吗？一个在赌桌上翻云覆雨但在赌桌下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

烂情人吗？

他没有给自己贴上任何一个标签。

他只是在心里，慢慢地、有条不紊地、像洗牌一样，把所有的线索一张一张地排列出来。

这些牌面在他脑子里翻转、组合、拆散、再组合。他不需要知道全部真相，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柳殷被动了，而他警告过明玉澜。

他警告过的。

出租车在酒店门口停下。柳玉迎睁开眼，眼底一片清明。他付了车费，下车，走到后备箱把柳殷的行李箱拎出来。柳殷已经从另一边下了车，站在酒店大堂的玻璃门前，等着他。

他们走进酒店的时候，前台那个戴眼镜的女孩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眼，目光在柳殷红肿的眼睛上停了一下，然后迅速移开，装作什么也没看到。

柳玉迎在前台要了一间房——两间，更正了一下。他刷了卡，拿了房卡，带着柳殷上了电梯。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金属壁上映出两个人模糊的影子，一个高大的、穿着花衬衫的，一个瘦小的、低着头不说话的。

电梯到了楼层，门开了。柳玉迎把柳殷送到她的房间门口，把房卡递给她。

“收拾东西，”他说，“半小时后我来接你。”

柳殷接过房卡，点了点头，推门进去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柳玉迎站在走廊里，盯着那扇紧闭的门看了几秒。走廊的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米白色的墙壁上，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安宁。他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

半小时后，他们出现在酒店大堂。

柳玉迎换了一身衣服。那件花花绿绿的海南衬衫被他丢在了房间的洗衣袋里，取而代之的是一件黑色的短袖和一条深灰色的长裤，脚上那双酒店拖鞋换成了一双黑色的休闲鞋。他看起来像是换了一个人——从懒散的度假游客变成了某种更紧绷的、更有攻击性的存在。

柳殷也换了衣服。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和一条牛仔裤，头发扎成了一个低马尾，露出干净的脸和红着的眼眶。她的行李箱被她自己拉着，拉杆握在她手里，指节还是白的。

柳玉迎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伸手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拉着往外走。

去机场的路上，车里很安静。

柳殷靠着车窗，看着窗外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高速、从高速变成机场高速。路灯的光一段一段地照进来，在她脸上明灭交替，像一个没有声音的、正在倒计时的计时器。

柳玉迎坐在她旁边，手里拿着手机，在订机票。

“凌晨一点有一班，”他说，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显得很清晰，“到澳门差不多两点半。”

柳殷“嗯”了一声。

柳玉迎下了单，把手机收起来，也靠在了座椅上。他没有再说话，柳殷也没有。

但他们之间的那种沉默不是空白的、尴尬的、想要被填补的沉默。而是一种有重量的、有温度的、像一块被两个人的手共同托着的玻璃板——透明的，但你知道它在那里，你知道它在承载着什么。

凌晨一点，飞机从海南的夜空起飞。

柳殷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城市灯火越来越小、越来越密、最后变成一片密密麻麻的光点，像一面被打碎了的镜子，碎片散落在黑色的绒布上。然后飞机穿过了云层，下面的光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纯粹的黑暗，偶尔有翼尖的红色灯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

柳玉迎坐在她旁边，系着安全带，闭着眼睛。他的呼吸平稳而绵长，但柳殷知道他没有睡着。他的右手搭在扶手上，食指在慢慢地、有节奏地敲击着，像一个无声的、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倒计时。

飞机落地的时候，澳门的灯火在舷窗外铺展开来。

那是一片光的海洋。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光，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用光线编织的网，覆盖在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上。远处某栋建筑的顶楼有一束探照灯在夜空中缓慢地旋转，光束扫过云层，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眼睛。

柳殷看着窗外这片灯火辉煌的城市，澳门可向来都是纸醉金迷的代表词。

寸土寸金。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他们走进了澳门凌晨两点半的空气里。

澳门的夜和海南的夜不一样。海南的夜是湿的、热的、带着咸腥的海味和花朵的甜腻；澳门的夜是干的、凉的、带着汽车尾气和赌场空调外机排出的热风混合在一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