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的空气闻起来像汗水、海腥和油炸木薯混在一起，发酵了三十年。渔船在破晓时分靠岸，码头上已经挤满了人——渔贩、搬运工、光脚的小孩、还有穿着花哨衬衫兜售劣质首饰的小贩。空气里飘着葡萄牙语的叫嚷、收录音机里嘈杂的桑巴，和远处贫民窟飘来的炊烟。

船长把我们放在一个堆满鱼筐的栈桥边，拍了拍我的肩。

“就到这儿了。往东走两条街有车站，能坐到长途巴士。但你们的证件……”他瞥了眼我们湿透的衣服和空空的口袋。

“丢了。”我说。

“那就麻烦了。”他摇头，从脏兮兮的裤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塞进我手里，“这点钱，够你们吃两顿饭。但没证件，在巴西寸步难行。警察，□□，甚至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会找你们麻烦。”

“谢谢。”我把钱攥紧，“怎么联系你？”

“不用联系。”他咧嘴笑了，露出被烟草染黑的牙，“我每年这个季节都在这片海域打鱼，如果你们还活着，也许还能碰上。但现在，走吧。天亮了，码头就不是安全地方了。”

他转身跳回船上，渔船的马达轰鸣着，掉头驶向深海。

清越推着我的轮椅，我们沿着栈桥，碾过一地鱼鳞和血水，挤进码头上涌动的人流。人群自动分开一条缝，不是出于礼貌，是出于对轮椅和两个明显是“外来者”的警惕。目光黏在身上，像苍蝇，甩不掉。

“哥，先找个地方换衣服。”清越低声说，她的嘴唇干裂，眼睛下有浓重的阴影。三天海上漂流，加上一夜未眠，她的体力快到极限了。

“前面有家店铺。”我指着一条巷子口，那里挂着块褪色的招牌，写着“二手衣物”，下面画着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的简笔画。

店里很暗，堆满了各种旧衣服，空气里有霉味和廉价洗衣粉的味道。店主是个胖女人，正靠在柜台后看肥皂剧，眼皮都没抬。

“自己挑，按标签付钱。不试穿，不退换。”

我们挑了两套最简单的T恤和长裤，又买了双拖鞋。衣服很旧，有洗不掉的污渍，但至少是干的。清越扶我进后面的隔间，帮我把湿衣服换下来。她的手指在碰到我腿上的皮肤时顿了顿——那里因为长时间泡水，已经开始发白、起皱，有些地方甚至有了轻微溃烂的迹象。

“得找医生。”她说。

“先联系江屿。”

我们换好衣服出来，胖女人扫了眼标签，报了个数。我递过去船长给的钱，她数了数，又抬眼打量我们。

“外国人？”

“嗯。”

“旅游？”

“探亲。”

“证件呢？”

“丢了。”

她嗤笑一声，把钱扔进抽屉：“那你们麻烦了。警察在抓偷渡的，□□在找肥羊。没证件，在萨尔瓦多活不过三天。”

“有什么建议吗？”我问。

“两条路。”她竖起两根手指，“一，去警察局自首，他们会把你们关进移民拘留所，等你们的国家来领人。运气好，关几个月。运气不好，关到死。”

“第二条路？”

“找个‘代办’。”她压低声音，“给钱，他们能弄到临时证件，够你们在巴西境内移动。但贵，而且不保证真。”

“去哪找这种‘代办’？”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从柜台下撕了张便签纸，写了个地址，推过来。

“这个人叫‘蟋蟀’，在这一带有点门路。但丑话说在前头，他不是善茬。谈生意时眼睛放亮点，别被坑了，也别惹毛他。否则……”她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我接过便签纸，地址是葡萄牙语，看不太懂，但下面画了个简略的地图：从码头往北，穿过三个街区，右转，有个废弃的修车厂。

“谢谢。”我说。

“不谢，给钱就行。”她伸手。

我又抽出一张纸币递过去，她这才满意地靠回椅背，继续看她的肥皂剧。

出了店，清越推着我按照地图走。街道很窄，两旁是斑驳的殖民地风格建筑，阳台上晾晒的衣服在晨风里飘荡，像投降的白旗。越往北走，街景越破败。路面坑洼，积水里漂着垃圾，墙上的涂鸦狰狞得像某种警告。

偶尔有摩托车呼啸而过，车上的人用审视的目光扫过我们，像秃鹫在看腐肉。

“哥，我觉得……不太对。”清越的声音绷得很紧。

“嗯。”

“那个胖女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就告诉我们？”

“要么她想赚介绍费，要么……”我顿了顿，“这是个陷阱。”

“那我们还去？”

“没得选。”我看着前方越来越荒凉的街道，“没证件，我们哪儿也去不了。至少‘蟋蟀’可能是个突破口。小心点就行。”

清越没再说话，但推轮椅的手明显用力了。

拐过第三个街角，修车厂出现在视野里。

是栋半塌的建筑，铁皮屋顶锈穿了几个大洞，卷帘门扭曲着，露出一条缝隙。门口停着几辆报废的车，轮胎没了，车窗碎了，像被开膛破肚的钢铁尸体。

空气里有汽油、尿液和某种甜腻的腐烂味。

“是这儿？”清越停下。

“应该是。”我看了眼便签纸上的地图，又看了看眼前的建筑，“你在外面等，我进去。”

“不行，太危险了。”

“你在外面接应。如果半小时我没出来，或者里面有动静，你就跑，去找警察。”

“可警察——”

“至少警察不会当场杀了你。”我打断她，“听话，清越。这是我们说好的，任何时候，至少一个人活着。”

她咬着嘴唇，眼睛红了，但最终点头。

“半小时。”她说，“多一秒都不行。”

她从轮椅后袋里掏出那把小型□□，塞进我手里。我握住，冰冷的金属在掌心发烫。

然后她推我到卷帘门前，帮我拉开一条足够轮椅通过的缝隙。我深吸一口气，摇动轮子，滑了进去。

里面比外面更暗。

唯一的光源是从屋顶破洞漏下的几束光柱，灰尘在光里跳舞。地上堆满了废弃零件、油桶和垃圾。最里面有个隔间，门虚掩着，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

还有音乐。

很老的桑巴，从老式收音机里传出来，嘶哑，走调。

“有人吗？”我用英语喊。

音乐停了。

几秒后，一个声音从隔间里传出来，葡萄牙语，很哑，像砂纸摩擦：“进来。”

我摇动轮椅，碾过地上的碎玻璃和金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到门口，我停下来，没直接进去。

“蟋蟀？”

“是我。”那个声音说，“推门，别磨蹭。”

我推开门。

隔间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印章和□□。一个男人坐在桌后，很瘦，穿着花衬衫，头发油腻地贴在头皮上。他正在用一把小锉刀打磨什么东西，抬头看我时，眼睛很小，很亮，像老鼠。

“轮椅？”他挑眉，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新鲜。要什么？护照？驾照？身份证？”

“临时旅行证件，能坐长途巴士的。”

“去哪？”

“圣保罗。”

“圣保罗？”他笑了，露出几颗金牙，“那可不近。临时证不够，得弄全套——护照，签证，甚至社保号。贵。”

“多少钱？”

他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

“五百？雷亚尔？”

“美元。”他说，“每人五百。两人一千，不还价。”

一千美元。

船长给的钱，加上我们身上剩的，连零头都不够。

“太贵了。”我说。

“那就滚。”他低头继续锉手里的东西，不再看我，“穷鬼别浪费我时间。”

我没动。

“我能用别的换。”

“你？”他抬眼，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腿上停了停，嗤笑，“你能有什么？肾？肝？抱歉，我不做器官生意，太麻烦。”

“信息。”我说。

“什么信息？”

“关于一艘沉船的消息。”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

“沉船？”

“三天前，在离这里大概两百海里的地方，有艘货轮沉了。船上有些……特别的东西。如果你有门路，也许能捞点好处。”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放下锉刀，身体前倾。

“什么货轮？”

“‘海鸥号’。”

“运的什么？”

“精密仪器。”我顿了顿，“但底舱里，有些箱子没标记。我在逃生时，撞开了一个，里面是……医疗设备。很先进的，像实验室用的。还有几箱文件，密封的，印着德科的logo。”

我说谎了。

但我赌他听过“德科”这个名字。

果然，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德科生物？”

“你知道？”

“谁不知道？”他靠回椅背，眼神变得玩味，“三个月前那场大戏，全球直播。林岚，陈砚，‘净化计划’……德科是他们的金主。但德科倒了，资产被冻结，怎么还会有货在海上？”

“也许是漏网之鱼。”我说，“也许，是有人提前转移的。”

他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面上敲击，像在计算。

“货轮沉在哪？具体坐标。”

“我不记得坐标，但我能画出海图。风暴前的位置，沉没的大概区域。”

“画。”

他扔过来一张纸和一支笔。我凭着记忆，画了个简略的海图，标出大概位置。他拿过去看了很久，然后折起来，塞进口袋。

“信息有价值，但不够。”他说，“沉船在公海，打捞要船，要人，要打点关系。成本太高，回报不确定。最多抵一个人的证件。”

“两个人。”我说。

“不行。”他摇头，“要么你一个人走，要么加钱。”

我从口袋里掏出□□，放在桌上。

“这个，加上信息，换两个人的证件。”

他看了眼□□，笑了。

“玩具？”

“试试？”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伸手，拿起□□，检查了一下，又放下。

“军用型号，改装过。好东西。但你从哪弄的？”

“这不重要。”我说，“换不换？”

他犹豫了。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声音。

脚步声，不止一个人，正在靠近修车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