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下午两点，举报电话打进缉私局值班室时，覃易全正在整理第三卷的结案材料。

周海的判决还要等，吴建国还在康复医院，赵雅琴的证人保护程序已经启动。杨旭东那条线，张靖通过私人关系查到他去年六月曾用公务护照入境上海，停留三天，行程显示探亲。但谁是他的亲属、见了什么人、住在哪里，这些都是空白。

“覃主办，有位自称老陈的人找您。”值班员的声音从内线传来，“说跟您约好的。”

覃易全放下笔。他没有约过任何人。

“接进来。”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杂音，像老旧线路的电流声。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明显的浙江口音。

“覃警官，我姓陈。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

覃易全没有接话，等他继续。

“五年前，我儿子在上海海关学院读书。大三那年寒假，他没回家。我们报了警，找了三个月，最后在崇明岛的芦苇荡里找到他。”男人的声音停顿了几秒，“已经没了。”

覃易全的笔停在纸面上。

“法医说是溺水。我们不信。他不会游泳，从小连河边都不去，怎么会半夜一个人跑到崇明岛？”男人的呼吸粗重起来，“但警方说没有他杀证据，案子结成了意外。”

“您儿子的姓名？”覃易全问。

“陈远。”男人说，“2016级海关管理专业，学号2016110423。”

覃易全在内部系统里快速检索。陈远，男，殁年21岁，死亡时间2019年12月15日。档案备注“意外溺水，家属无异议”，结案。

“您说他认识我。”覃易全说，“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清楚。”男人说，“远儿大二那年暑假，去香港参加过一个短期交流项目。回来之后，他总做噩梦，说梦见一个姓吴的人。我问他是谁，他不肯说，只说别问了，爸，这事你别管。”

电话里传来压抑的呼吸声。

“后来他出事了，我去学校收拾遗物。他室友交给我一个信封，说远儿叮嘱过，如果他出事，就把这个寄出去。信封上写的地址是香港中环某栋写字楼，收件人叫吴文辉。”

覃易全的瞳孔微微收缩。

“那封信，您寄了吗？”

“寄了。”男人的声音苦涩，“寄出去三个月，有个自称吴先生助理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信了，感谢我提供信息，让我不要声张。还往我账户里打了二十万，说是抚恤金。”

二十万。封口费。

“那笔钱您收了？”

“收了。”男人的声音低下去，“我是个农民，远儿他妈身体不好，二十万够看三年病。我当时想，人都没了，追究有什么用？不如……”

他没有说完。

覃易全沉默了几秒。

“您现在为什么又打这个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很长、很长的沉默。电流的沙沙声像海潮，一遍遍冲刷着看不见的岸。

“因为昨晚，”男人终于开口，“有人在我家院子里放了一个信封。”

“什么内容？”

“一张照片。”男人的声音在发抖，“远儿最后那天晚上，在崇明岛码头。他不是一个人，他身边还有个人。照片很模糊，但我认得那身制服。”

他顿了顿。

“海关的制服。”

覃易全握紧了话筒。

“照片是谁放的？”

“不知道。今早我起来，院子里就多了个牛皮纸袋，没有邮戳，没有监控。那个人没想让我找他，只想让我知道，远儿不是自己去的。”

“照片您现在手里？”

“在。但我不会轻易交出去。”男人的声音忽然变得坚硬，“覃警官，我打这个电话，不是来报案，是来问你。五年前你们没查清的案子，五年后，敢不敢重新查？”

覃易全没有立刻回答。

窗外是深秋灰白的天光，远处陆家嘴的楼群像沉默的巨兽，在这座城市上空投下巨大的阴影。

“陈先生，”他说，“把照片带来分局。我当面看。”

“你保证？”

“我保证。”

电话挂断。

覃易全坐在办公桌前，很久没有动。

他重新打开陈远的档案。2016级，海关管理专业。2019年12月15日失踪，17日遗体在崇明岛东滩芦苇荡被发现。法医鉴定死亡时间约48小时，体表无外伤，肺腔积水，结论为意外溺水。

档案里有几张家访的照片。陈远的母亲坐在老屋的门槛上，低头擦眼泪。父亲站在她身后，木然地看着镜头，脸上是那种已经被悲伤抽空的表情。

那是五年前的他。

现在是五年后。

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内线，张靖。

“小覃，来一下。香港那边有新消息。”

张靖办公室里烟雾缭绕。老林也在，脸色不太好看。

“吴文辉的狱中来信，你还记得吧？”张靖开门见山，“他说二十年前在香港见过杨旭东。我们顺着这条线，查了杨旭东1998年到2003年间的出境记录。”

他把一叠文件推到覃易全面前。

“五年里，他去了香港十七次。其中六次，和李璟杉同行。还有两次——”张靖顿了顿，“和易国华。”

覃易全看着那几行冰冷的日期和航班号。1999年4月，2001年9月，2002年11月。二十多年前，这三个名字就开始出现在同一张行程单上。

“这能说明什么？”他问。

“说明他们不只是上下级。”张靖说，“说明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从二十年前就是。”

覃易全没有接话。他翻到最后一页，是杨旭东去年六月的入境记录。

“探亲。”他说，“他的亲属在上海？”

“查过了，没有。”老林摇头，“他父母早就过世，妻子是香港人，一直没迁过来。他在上海没有任何直系亲属。”

“那他的行程写探亲？”

“这就是问题。”张靖点了支烟，“他用公务护照入境，行程可以自己填，海关不会核实。他写了探亲，我们就只能当他去探亲。”

覃易全盯着那份记录。

去年六月。那是周海决定投案前四个月，吴建国第一次失联前九个月，陈远的父亲收到匿名照片前五个月。

杨旭东在那三天里见了谁？说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藏在那张模糊的照片里。

下午四点半，陈远父亲到了分局。

他比照片上老了很多。六十二岁的人，背已经佝偻，头发全白了。那双曾经在镜头前木然空洞的眼睛，此刻燃着一种灼人的光。那是烧了五年、从未熄灭的火。

覃易全把他带到小会议室，关上门。

“照片呢？”

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他的手在发抖，但动作很稳。

覃易全打开信封，抽出照片。

黑白，夜间拍摄，像素很低，像是监控录像的截图。画面中央是一个小型码头的局部，一艘渔船泊在岸边，船头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年轻，瘦，穿着深色连帽衫，侧脸对着镜头。即使模糊，也能看出和陈远父亲相似的轮廓。

另一个背对镜头，身形轮廓难以辨认。但能看清他身上的制服。海关缉私的执勤服，肩章和臂章在夜光下泛着模糊的白。

覃易全把照片放在灯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那个背影。

身高约一米七五，中等体型，站姿略微□□。右手插在裤兜里，左手自然下垂。

他看不见任何能指向具体身份的特征。

“这张照片，”他问，“真的不知道是谁放的？”

“不知道。”陈远父亲摇头，“我说过了，今早起来，院子里多了个信封。”

“那您最近有没有跟谁提过，想重新查这个案子？”

老人沉默了几秒。

“半个月前，远儿的忌日，我去崇明岛烧纸。”他说，“在码头上遇见一个人。四十出头，戴眼镜，说是远儿的学长，以前在学校见过他。”

“他叫什么？”

“没问。他也没说。”老人回忆，“他只待了几分钟，点了支烟，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时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陈远不该死。”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覃易全看着那张照片。四十出头，戴眼镜，在陈远忌日那天出现在崇明岛码头。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知道陈远的父亲会去烧纸？他放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什么，帮陈家翻案，还是另有企图？

“照片我要留下。”覃易全说，“技术科可以做图像增强，也许能提取更多细节。”

老人点头，站起身。

“覃警官，”他走到门口，背对着覃易全，“远儿出事那年，我来分局报案，接待我的警察说，这种案子我们见多了，学生压力大，一时想不开，很正常。”

他顿了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