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站在病房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那个熟悉的侧影。
李思萌坐在病床上,右手臂打着厚厚的石膏,被绷带吊在胸前。
左手正笨拙地划拉着手机屏幕。
她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泪痕或崩溃,甚至在我推门进去时,她还抬起头,朝我露出了一个笑容。
除了脸色有些苍白,眼圈下有淡淡的青黑,那笑容几乎和往常一样开朗。
“淑君?你怎么来了,比赛比完了,拿奖了没有?”她的声音甚至带着惯有的笑语。
我站在床边,喉咙发紧,一时说不出话。
目光盯着她那只被石膏包裹的右手,不想被她发现,然后立马移开。
“哎呀,没事啦,”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手,还用左手拍了拍石膏,发出沉闷的声响,“医生说了,就是骨折,有点复杂,但好好做复健,能恢复的。就是暂时不能画画了呗,正好休息休息,之前画得太猛了。”
她说得那么轻松,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甚至开始兴致勃勃地问我北京比赛的事情,问我见了哪些评委,住什么酒店,有没有去逛故宫。
逛故宫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我看着她亮晶晶的写满“我很好别担心”的眼睛,听着她流畅得近乎刻意的语调,所有安慰的话都堵在喉咙里。
我知道她在隐瞒悲伤。
也许是不希望我说些安慰她的话。
医生后来私下里跟我说的话,证实了我的担忧和猜想。
神经和肌腱的损伤比预想的严重,即便骨头长好,右手想要恢复到以前那种能精准控制画笔的程度,可能性微乎其微。
对于普通人,或许只是生活有些不便;但对于一个梦想成为画家,刚刚踏入顶级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毁灭性的。
可李思萌不认。
她每天都严格按照医嘱做那些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锥心刺骨的复健动作,疼得额头冒汗,还笑着跟护士插科打诨。
她让妈妈把她的素描本和颜料带到医院,用左手尝试着涂鸦,画出来的线条歪歪扭扭,像幼稚园孩子的笔触,她也不恼,笑嘻嘻地自嘲“抽象派新星”。
她甚至开始计划,等手好点了,要用左手重新练习基本功,还说“说不定能开辟新风格”。
她表现得那么乐观,那么积极,像一棵被狂风骤雨打折了主枝,却依旧拼命向着阳光伸展细小枝条的小树。
可我知道,在那些我陪夜睡不着的深夜里,能听到她压抑的极轻的抽泣,看到黑暗中她凝视着自己石膏手的一动不动的剪影。
那不只是疼痛,那是梦想碎裂的声音,缓慢而无声,却震耳欲聋。
我陪了她一周,不得不回学校上课。
离开那天,她送我出病房,用左手别扭地朝我挥手:“回去吧回去吧,好好上课,等你下次来,我说不定都能用左手给你画肖像了!”
我转身走进电梯,镜面的厢壁映出我通红的眼眶。
电梯下行,失重感传来。
她的学业怎么办?
美院的课程繁重,大量依赖手上的功夫,她跟得上吗?
她的未来呢?
那个用画笔描绘世界的梦想,该放在哪里?
没有答案。
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走一步看一步,用尽全力维持着那个会好起来的谎言,因为一旦这个谎言破了,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片突然坍塌的未来。
回校。
同学们讨论着大赛的见闻,老师布置着新的作业。
我照旧早起化妆盘发,去上形体课,礼仪课,背诵新的航空法规条文。
镜子里的我,笑容标准,举止得体。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当我站在模拟舱里,进行着千篇一律的服务流程演练时,当我为了英语四级和俄语变位头痛时,我会突然想起杭州病房里,李思萌看着自己右手时,那双笑着的眼睛深处,那片无人能触碰的冰封的荒原。
云端之上,是我们被训练要去追逐的光鲜与标准;而尘埃之下,是生活猝不及防碾过的真实而残酷的辙痕。
我的比赛奖杯被收进了柜子深处。
她的画笔却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被稳稳握住。
我们都在往前走,只是她的路就好像突然布满了看不见的荆棘。
而我除了偶尔发一条问候的信息,寄一些她爱吃的北方零食,什么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