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伯利亚劳动二十五年，看看你曾经的技术有多麻烦！”

话音刚落，我被两个苏联士兵粗暴地推上火车。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流泪时刻。车上的人何尝不是这样，几乎所有人都在小声地啜泣。我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他相比于别人看着和善多了，至少他对于战俘哭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请求他通融通融，给我纸和笔，让我写两封信出去。他还是同意了，我将纸垫在我的大腿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钢笔很尖，纸又很薄，它偶尔会扎进我的腿，痛意混着寒意卷进了了我的每一寸肌肤。我狼狈地写下一字字一句句，两封信统共花了不到十分钟，我将信纸叠好交给他，而他也答应我会在落地后帮我寄到指定地点。

西伯利亚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裂着皮肤，我们被驱赶下火车时，许多人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苏联士兵用枪托推搡着我们，催促我们排成一列。那些脚步迟缓的，立刻被拖到一旁，随后便是一声枪响。没有人敢回头，只有寒风裹挟着血腥味钻进鼻腔，提醒着我们死亡的无人问津。

集中营的围墙高耸入云，上面缠绕着带刺的铁丝网。我们被扒光了所有衣物，换上了单薄的囚服，布料粗糙得像是砂纸，每走一步都能磨出血痕。每天的劳作从日出到日落，搬运石块、砍伐冻土下的树木，稍有停顿，鞭子就会抽下来。我的手指早已冻得发黑，指甲剥落了几片，但没人会在意一个战俘的痛苦。

食物是发霉的黑面包和稀得像水的土豆汤，许多人为了争抢一口吃的扭打在一起，而看守只是冷眼旁观，甚至以此为乐。夜里，我们像牲畜一样挤在漏风的木棚里，体温是唯一的温暖来源。有人会在睡梦中无声无息地冷却，直到清晨才被拖出去，扔进雪坑里草草掩埋。

一九五五年，苏联同意了西德总理提前释放部分战俘的要求，我的名字被列入其中。我那时候在西伯利亚刚待满十年，接到消息的时候在挖煤，那一瞬间，我的手抖得很厉害，膝盖重重地磕在了雪地上，那是莫大的激动，同时我也觉得我的赎罪结束了。

时隔十年，我又坐上了火车，上次还是在被押送的情况下。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季节了，西伯利亚一年四季的严冬让我视觉疲劳，就像曾经失眠时数星星一样。沿线的雪景渐渐淡去，那抹浓郁的白总算从世界一点点消失，最后是一片繁花似锦。铁轨的尽头，是我日思夜想的人间。

我趔趄着下车，身上还穿着半个月未换的囚服。无数人站在站台上，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亲人的番号与名字，还贴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们也都年轻过。我下意识摸了摸胡子拉碴的脸，嶙峋的瘦骨已经支撑不了我一个个查看。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母亲无论多忙都会亲自来接我，这次也一定不会出错。

我下车走了一圈，在人群中看见一个穿着水红色裙子的女人，她的皱纹依旧掩盖不了她的美丽，就像我从小到大看到的那样。

“妈妈。”我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但被喧哗盖过去了，意外的是，她听见了。在看到我的一刹，我清楚地看见眼泪正从她布满血丝的眼中流淌出来，她拽了拽身旁的男人，他还在看着如潮水般的人群。

我的父亲穿着如从前一般讲究，他的头发已有些花白，胡茬也留了起来。他宽厚的手正紧紧握着一块木牌，上面贴了我的好几张照片，信息详细到出生日期。

我瘦弱的身体此刻仿佛迸发出无限力量，我忽地觉得脚下有了路，抬起脚便往那儿跑。过程中我撞到了很多人，他们叫喊着痛，我却没了感觉，只是泪珠撑满了眼眶，我都不敢眨一次眼。

我像从小到大千千万万次那样扑进爸爸妈妈的怀抱，忽地发觉父亲的背弯了不少，母亲也矮了一些。一切好像都变了，但又似乎没变。时光的洪流赋予彼此岁月的疮疤，却并未窃取其情感的余温。

我的头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雨滴落在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声音。这是六年前就浮在世界上空的一朵云，现在，它终于落幕。

他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时代的舵手，直到巨浪将他们拍打成齑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