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来，梁王心中始终有一根未拔出的刺。

自九月突厥袭击云中城后，他曾数次旁敲侧击太子，以边塞安危、军情反常为由，试探太子是否熟悉云中军的盐路情况。可太子的反应，始终温和而克制。

太子只说此事蹊跷，但边关早有突厥渗入，突厥能自己探得盐路也不是不无可能。

梁王每次从东宫出来，心里反倒更沉。

若当初盐路泄露一事，与太子无关，那便意味着——有人绕过了自己，暗中泄露盐路；

若太子知情却不言，那便意味着——他已不再信任自己。

两种可能，都让梁王无法安睡。

几乎同一日，镇北大将军裴凌羽的奏书，递入了中书省。

奏书并未直指任何人，只陈三事。

其一，突厥于九月初突袭镇北军驻防之地，时间之准、路线之明，绝非临时起意。

其二，突厥七月所袭之盐路，正是镇北军当月盐路中转要道，显然对军中补给了如指掌。

其三，朝廷调盐迟缓，军中一度缺盐，幸赖周边城镇自发支援，军士方才勉力支撑，否则边塞恐已失守。

裴凌羽在奏书末尾只添了一句：

“此事幕后请圣上明察。

若是有人为争夺权力，以边军与百姓之命试水，臣不敢受，也不能忍。”

字字冷静，句句不留情。

朝堂一时哗然。

数日后，皇帝在偏殿召见群臣。

话题并未直提某位皇子，只围绕盐政与边防展开。可言辞之间，锋芒却渐渐落在了户部尚书白喜年身上。

当初主张“不可轻易放盐”的，正是他与东宫一系的几位老臣。彼时理由堂皇——稳盐价、控流通、防私贩。

可后来镇北军几乎因缺盐而险陷险境，户部尚书的理由便显得苍白无力。

皇帝未斥责，只淡淡问了一句：

“若当周边城市无法救济，云中城可还在？”

白喜年伏地叩首，连声称罪，却始终避开“谁该担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