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的病房墙壁，原本是统一单调的、带着消毒水气味的惨白色，像一块巨大的、毫无生气的、等待着被疾病和死亡填满的空白画布。但现在，在李锦清床头对着的那面墙上，这块画布被另一种颜色，另一种线条，另一种近乎偏执的希望，缓慢地、顽强地、一点一点地，覆盖，侵占，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那是一张地图。
不，那甚至不能称之为一张严格意义上的地图。没有比例尺，没有精确的经纬网格，没有标准图例。它更像是一幅用无数种不同颜色、不同粗细的笔，随手涂鸦、肆意挥洒而成的、混乱而又绚烂的、关于“远方”的狂想，一幅用尽生命最后气力描绘的、永远无法抵达的、乌托邦的蓝图。
最初的线条，是黑色的，很细，是李锦清还能勉强坐起来、手还不那么抖的时候，用弥清禾递给他的一支最普通的黑色中性笔画的。线条歪歪扭扭，断续，迟疑，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孩童，在雪地上留下的、深深浅浅的、不确定的足迹。那是一条弯曲的、从房间中央某处（大约是他们当时所在的拉萨）出发，一路向西南延伸的、想象中的路线，终点是一个用颤抖的笔触画出的、不规则的圈，旁边用极其细小、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标注着：“樟木。聂拉木。据说能看到世界第三极的晨雾。”字迹旁边，还画了一个小小的、歪斜的、但努力想要画圆的太阳，太阳的光芒是用颤抖的短线表示的，像一颗虚弱却仍在努力发光的心脏在跳动。
那是他们原本计划中，离开拉萨后，想要继续前行的地方。是李锦清在高烧间歇，神智尚有一丝清明时，看着窗外远山，低声描述过的、从某本旧地理杂志上看来的、一个位于中尼边境的、据说晨雾缭绕如仙境的小镇。他说，那里的雾，是活的，会随着风，从雪山顶上流淌下来，像牛奶，也像时间。
但那条黑色的、颤抖的路线，只延伸了不到一掌的长度，就突兀地中止了。像一条被无形剪刀剪断的、尚未编织完成的命运之线。断点处，笔迹有一下用力的、几乎戳破墙壁涂层的顿点，然后便是长长的一片空白，仿佛画图的人，在那一下顿笔之后，便耗尽了所有支撑他坐起、握笔、幻想的力气，颓然倒下，只剩下这条断头路，孤零零地、绝望地，指向墙壁深处那片惨白的虚无。
之后，地图的绘制，就变成了一种在疼痛间隙进行的、断断续续的、近乎仪式般的挣扎。
李锦清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破碎。剧烈的疼痛，持续的高烧，和越来越频繁的、令人窒息的呼吸窘迫，将他的意识和体力切割成无数碎片。他常常在剧痛的浪潮中短暂昏迷，又在药物的短暂压制或自身的意志力下，挣扎着，从那片黑暗混沌的、布满尖锐痛楚的泥沼中，浮出水面，获得几分钟、十几分钟，极其珍贵、也极其痛苦的“清醒”。
而每一次这样的“清醒”，只要他还能转动眼珠，只要他的手指还能在弥清禾或李锦渊的帮助下，极其微弱地、颤抖地蜷缩一下，他就会用那双因为高烧和缺氧而布满血丝、眼神涣散、却依旧固执地燃烧着一点微弱星火的眸子，望向那面墙，望向那张未完成的、混乱的、却承载了他所有未竟梦想的地图。
然后，他会用尽力气，发出一点声音，或者，仅仅是一个眼神，一个极其微弱的、手指指向某个方向的动作。
“蓝色……” 他会用嘶哑的、几乎听不见的气声说，目光落在墙上的某个空白处，那里，在他的想象里，应该有一片“比纳木错更蓝，蓝得像要把天空也吸进去”的湖泊。
弥清禾就会立刻从床边那个装着各种颜色水彩笔、马克笔、甚至还有一盒彩色图钉的塑料盒里，精准地找到那支天蓝色的水彩笔，拧开笔帽，然后，他会在李锦清目光的“指引”下，走到墙边，在那个空白处，画下一片不规则的、天蓝色的、带着颤抖水波纹的色块。他会画得很慢，很仔细，努力模仿着李锦清曾经描述过的、那片湖泊在他想象中的样子。画完，他会退后一步，让李锦清能看清，然后低声问：“是这样吗？”
李锦清会盯着那片蓝色看很久，涣散的目光似乎努力想要聚焦，然后，几不可察地，点一下头，或者，极其轻微地眨一下眼。那便是“确认”。然后，他的目光，或许会移向另一个方向，或者，重新疲惫地闭上，积蓄着对抗下一波剧痛的、微薄的力量。
有时，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是眼睛望向墙壁的某个角落，眼神空洞，却又似乎穿透了惨白的墙壁，看到了极其遥远的地方。弥清禾会顺着他的目光，猜测。有时是窗外的雪山给了他灵感，弥清禾就会用白色的笔，在“地图”的边缘，画上几座连绵的、尖顶的、覆盖着“雪”的山峰。有时，是窗外偶然飞过的一只陌生的鸟，李锦清的视线会追着那鸟，直到它消失在拉萨湛蓝得刺眼的天空尽头，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近乎孩童般的、纯粹的向往。弥清禾就会在那片“天空”的位置，用橙色的笔，画下一只极其简略的、展开翅膀的飞鸟剪影。
李锦渊则负责“文字”部分。当李锦清用气声，或者仅仅是嘴唇无声地开合，努力想要“说”出一个地名，或者描述一个场景时，李锦渊就会凑到墙边，用黑色的马克笔，在相应的图案旁边，用他那刚劲有力、却在此刻微微颤抖的字迹，写下那些名字，那些句子。
“冈仁波齐。转山的路，听说要磕长头。”
“札达土林。像外星。”
“古格王朝的星星，掉下来能砸到头上。”
“墨脱的彩虹，是双层的。”
“想……坐火车……去莫斯科……看红色的……广场……”
“冰岛……看……极光……”
字迹从一开始的还算工整，到后来，变得越来越凌乱，越来越潦草，有些字甚至重叠在一起，笔画歪斜，像是写字的人，内心也正经历着剧烈的、无法言说的震颤。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钝刀，在李锦渊的心上，缓慢地切割。他写下“莫斯科”，仿佛能看到弟弟坐在西伯利亚铁路的窗边，呵气成霜，眼睛里倒映着无边雪原的景象。他写下“极光”，仿佛能听到弟弟在绿色光幕下，发出的那一声满足的、轻轻的叹息。可他知道，这些地方，这些风景，这些“想”，永远，永远，都只能是这面惨白墙壁上，一片片虚幻的、彩色的、用廉价的油墨画出的、一擦就掉的痕迹。
这张地图，就这样，在弥清禾的笔，和李锦渊的字，以及李锦清那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断断续续的“指引”下，一天一天，一点一点，变得“丰富”起来。
它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没有逻辑。中国的西北和北欧的冰岛比邻而居，西伯利亚的雪原紧挨着赤道附近的珊瑚礁。有具体的、真实存在的地名，也有完全出自李锦清高烧迷糊时，臆想出来的、只存在于他脑海中的、古怪而绚烂的所在——“会唱歌的沙漠”、“长着银树叶的月亮森林”、“流淌着蜂蜜的河流”……
它也越来越“拥挤”。各种颜色的线条交织在一起，箭头指向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色块堆积叠加，旁边是密密麻麻的、越来越难以辨认的、李锦渊写下的注释。整面墙，像一个高烧病人的、五彩斑斓的、充满渴望却又支离破碎的梦境，被强行拓印，钉死在这间充满消毒水气味和死亡阴影的、拉萨的病房墙壁上。
它成了这间冰冷病房里，唯一具有“生命力”和“色彩”的东西。是李锦清对抗那无边无际的、吞噬一切的疼痛和黑暗的武器，是他用尽最后一点生命力，在虚无的墙壁上，为自己，也为守在身边的两个人，搭建的一个虚幻的、却又是如此真实、如此触手可及的、关于“远方”和“可能”的海市蜃楼。
每当剧痛如潮水般退去，留下短暂到近乎残忍的喘息时，李锦清就会微微侧过头，目光长久地、近乎贪婪地，流连在那面五彩斑斓的墙上。他的眼神依旧是涣散的，疲惫的，被病痛折磨得失去了所有光彩。但当他看着那些混乱的线条，那些幼稚的图案，那些歪斜的字迹时，那双空洞的眸子里，会极其短暂地，闪过一点点极其微弱的、近乎虚幻的光亮。那光亮，像深夜将熄的炭火，被风吹过时，最后爆出的、转瞬即逝的一点火星。很微弱，很短暂，但确确实实存在着。那是对“外面”的向往，是对“可能”的眷恋，是生命之火在彻底熄灭前，不甘的、徒劳的、却又是如此动人的、最后一次奋力摇曳。
弥清禾和李锦渊，就沉默地站在病床两边，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目光也跟随着李锦清的视线，落在那面越来越“繁华”、也越来越令人心碎的墙上。
弥清禾看着那些他亲手画下的、颤抖的线条和色块，看着那片他想象中的、比纳木错更蓝的湖泊，那只飞向远方的鸟，那片绿色的、根本不存在的“月亮森林”。他握着笔的手指，会无意识地收紧，指节泛白。他会想起在纳木错湖边，李锦清裹着厚厚的毯子，靠在他怀里，指着远处雪山顶上的一缕云，低声说“好像伸手就能碰到”时的侧脸。想起在火车上，李锦清因为高原反应而脸色苍白，却依旧固执地贴着车窗，看着窗外掠过的、荒凉壮阔的景色时，眼底那一点点微弱却执着的光。而现在，那些光，那些向往，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对广阔世界的渴望，都被压缩，被扭曲，被固化成了这面惨白墙壁上，一片片虚幻的、一擦就掉的彩色油墨。他画下的每一笔，都像是在李锦清那不断坍缩的、即将被黑暗彻底吞噬的生命版图上，钉下一枚彩色的、却是标注着“此地永不可达”的图钉。每多画一笔，他心里的某个地方，就跟着坍塌一块，被同样五彩斑斓的、名为“遗憾”和“永远失去”的颜料，涂抹，覆盖，最终一片荒芜。
李锦渊看着他写下的那些字，那些地名，那些描述。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他早已鲜血淋漓的心上。他看到“冰岛”，就想起弟弟小时候，蜷在母亲怀里看纪录片，指着屏幕上绚烂的极光，用稚嫩的声音说“哥哥，我们以后去看这个好不好？”，母亲温柔地摸着他的头说“好，等小清长大了，我们一起去”。他看到“红色的广场”，就想起父亲还在、家还完整的时候，某次晚饭桌上，父亲喝了一点酒，说起年轻时跑运输的见闻，提到过遥远的北方，提到过冬天广场上厚厚的雪和红色的建筑。那时弟弟还小，听得入了神，饭都忘了吃。而现在，父亲不知所踪，母亲长眠地下，弟弟的生命正在这间异乡的病房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逝。他写下的，不是希望，不是计划，是遗愿，是一份永远无法兑现的、用生命最后时光书写的、残酷的清单。他握笔的手，会不受控制地颤抖，写下的字迹越来越歪斜，越来越用力，几乎要划破那层薄薄的墙面涂层，仿佛要将这些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连同自己那无处安放的、几乎要将他逼疯的痛苦和无力，一起深深地、刻进这冰冷坚硬的墙壁里，刻进自己同样冰冷坚硬的骨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