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了目标，日子就开始变得很“真实”。那是一种每天都在赶时间的真实，赶到连情绪都来不及矫情。

放学后我几乎没有回家的空档。书包里塞着语数外的卷子，手上沾着铅笔灰，有时候指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颜料味。我一边走路一边算：今天去老师家画到几点，明天的作业什么时候补，周末的画室课要交几张速写。

时间第一次变成一种压力。不是老师催你，也不是父母盯你，是你自己明白不努力就来不及了。

数学从函数开始彻底听不懂。老师在黑板上写得飞快，粉笔灰落下来像雪。我盯着那些符号，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荒谬感：原来努力也有听不懂的努力。可我还是把卷子折好放进包里，像把一块硬骨头先含着，等以后再咬。

周野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慢慢变成了一个不会出现得太多，却始终在的人。

他发来的消息总是很短。有时候是“今天累死了”，有时候是“你今天到几点”，偶尔会在晚上问一句：“睡了吗？”如果我回得快，他就会打一个电话过来。不一定说什么正事，更多时候是他哼一小段歌，像是刚练完，嗓子还有点哑。

他唱得不完整，唱两句就停下，像怕打扰。我也不会评价，只“嗯”一声，听他把那两句唱完。

最奇怪的是，他会记得一些很小的事。比如那双磨脚的新鞋，隔了很久他忽然发来一句：“你还穿那双吗？”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才回：“早不穿了。”

他回得很快：“行。”

就一个字，却像把那年夏天轻轻压回了我的掌心里。他的消息永远不多，但来得刚刚好。像是你走在一条很长的路上，突然有人在路边亮了一下手电，不照你全程，只告诉你——你没有走丢。

那个周末下课已经九点多。画室的灯一盏一盏关掉，走廊空下来，脚步声会被放得很大。我拎着画袋推门出来，外面的风比白天凉一点。路灯刚亮，暖黄色的光从上面落下来，把地面照得很软，影子被拉得很长，像有人故意放慢了时间。

我是在那道光里看见他的。

周野靠在画室外的栏杆上，肩膀微塌，一条腿随意地支着。他没有看我，低头转着手里的奶茶瓶盖。他站在那里已经有一会儿了。

我走近了才开口：“你怎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