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给‘火种’计划用的，”一位年轻的居民对记者说，“‘火种’装的是文明的骨架。这个，是留给我自己的——万一‘我’在里面变得模糊了，至少这个东西能告诉我，我曾是谁，爱过谁，被谁爱过。”

孩子们的法子更单纯。他们用画笔在特制的耐用合成纸上涂抹，画面上是地球、飞船，还有爸爸妈妈。他们对着录音设备，用嫩生生的声音讲自己最喜欢的游戏，或者对很久以后的自己说几句话。这些画和录音被父母们仔细扫描、编码，存进家庭记忆盘一个专有的角落。这些数据在信息密度上小得可怜，却成了这场沉重的备战里，最最鲜活的注脚。

同时，一个清楚有力的声音开始在各个安全区的公共频道里响起来，很快聚成了压倒性的意志——把地球上的人接回来！

“不能让推开地球的人，独自留在靶心上。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应该和我们一起等待答案。”

民意催出了具体的方案。在安全区和地球指挥所的紧急协调下，一个阶梯式的撤离计划被飞快定下并执行。

最先撤的，是已经完成行星发动机建造调试、不必留在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配套支持团队。运输船队在48小时内把他们从地面接回各自所属国家的安全区。

接着便是地球指挥所的代表团成员。他们之前为向世界证明“闪避计划”的决心而摘除了脑机接口，一旦失去地球便将失去生命。

撤离过程冷静，也快。没有长篇的告别，只有必要的交接和确认。

余博士是最后一个走的。

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眼指挥所空荡荡的主大厅，脸上没表情，只极轻地点了下头，像确认了条系统日志，然后转身进了接驳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