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停了一下，看见理事长脸上的笑彻底僵住，主席的背影也猛地一紧。

“直播？在这里？”理事长下意识地反问，嗓子有点变调，他猛地扭头看客厅墙上几个装饰性的凸起，像在猜哪个是藏着的镜头。主席也慢慢转过身，脸阴得吓人，目光刀子似的扎向卫兰。

“是的，所有区域。协议附件七，第三部分，有详细说明和数据脱敏标准示例。”卫兰的语气还是公事公办，“此举旨在让公众了解，决策核心的各位代表在任何时候都恪尽职守，全心致力于计划成功。”

主席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的……‘深入交流’，也可能被直播出去？”

“系统随机抽选，且经过语音选择性屏蔽处理，公众不会识别出机密内容。但整体互动情形，会被作为‘团结协作、积极讨论’的例证。”卫兰解释。

这话本身，就像盆冰水浇在两人头上。他们不在乎隐私被看——到了这位置，私生活本就是鱼缸。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私下失态、失控、互相揭短的样子，可能被主脑公司拿去，加工成展示“团结”的宣传片！这比任何公开骂街都难堪。

理事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变成悻悻的沉默。他没法抗议，协议是自己签的，虽然当时没人会真去啃那几百页的附录。主席重重哼了一声，不再看卫兰，弯下腰去捡地上的笔，动作有点硬。

走廊里，其他几间套房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开了一条缝，又迅速无声地合上。显然，这里的动静和卫兰那没刻意压低的声音，邻居们都听见了。可以想见，过不了几分钟，“所有客厅都可能被直播”的消息就会在这小圈子里传开。

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规矩，却像层看不见的膜，突然裹住了所有私密空间。你不会时刻感觉到它，但你知道它在那儿，并且知道你的一切可能正被它利用。

恼火吗？有一点。但更多的是憋屈，是“果然这样”的无力感，还有对主脑公司——或者说对那位余博士——做派的厌烦。

“卑鄙……”理事长在卫兰转身离开时，用极低的声音含糊地吐出一个词，不知道在说谁。

卫兰的脚步没停，像没听见。她的活儿干完了——用最省力的办法，给所有可能被压力压崩的“大人物”们，套了道看不见的链子。

这很管用。至少接下来几个钟头，指挥所的居住区静得像座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