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腊月，梅花开得最好的时节。父亲说：“就叫玉可吧，玉汝于成，可堪大任。”

父亲是大理寺少卿李肃，掌刑名律法。别人家闺阁摆绣架，我书房挂《大明律》；别家小姐学琴棋书画，我学的是《洗冤录》与《问刑条例》。

十岁那年，我问父亲：“女子又不能断案，学这些何用？”

父亲正在批案卷，头也不抬：“律法是规矩。人活世上，懂规矩才能守规矩，守规矩才不会被规矩所伤。”

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永昌十七年，我十五岁，及笄礼刚过。母亲开始相看人家，父亲却总说：“不急，玉可的婚事，要找个配得上她这颗心的。”

我那时不知心是什么。直到遇见张明义。

第一次见他，是在家中的屏风后。

父亲宴请同僚，几位大人带了子侄。我奉命在屏风后奉茶，听见一个清朗的声音在论漕运：“……故治漕如治水，堵不如疏。若能在运河沿岸广设常平仓，丰年储粮，灾年放赈，既可平抑粮价，又能备不时之需。”

透过屏风缝隙，我看见一个青衫少年，不过十八九岁，眉目清俊，说话时不卑不亢。父亲难得露出赞许神色：“明义此论，颇有见地。”

后来知道，他是户部侍郎张翰之子，刚中举人。父亲送客后对我说：“此子可造。可惜……”

可惜什么？父亲没说。后来母亲告诉我：张家虽清贵，但张明义年少时是宋城有名的纨绔，近年才收心读书。这样的人，心性能定吗？

我不信。我在屏风后看见的那双眼睛，清澈坚定，没有纨绔子弟的浮浪。

永昌二十二年冬，他随父亲南下查漕运案。临行前来辞行，父亲不在，母亲让我在花厅见一面——这是破例了。

他清瘦了些，眼底有忧色。“此次南下，凶险难测。”他说，“漕运水太深。”

他回京不久，张家来提亲。

母亲有些犹豫：“张家虽好，但张明义毕竟年少荒唐过。且他如今专注仕途，未必懂得疼人。”

父亲却问我：“玉可，你自己怎么想？”

我想起那幅漕河图，想起他信中密密麻麻的批注，想起他说“欠我一幅平安归来的图”时的眼神。

“女儿愿意。”

大婚那日，红烛高照。洞房里，我们相对而坐，像两个初次见面的幕僚。

“李小姐……”

“该改口了，”我提醒他，“夫君。”

他耳根微红：“是。玉可。”

合卺酒饮下时，他说：“我会待你好。”

我说：“我知道。”

因为懂得，所以相信。

婚后的日子，是书房里的灯。

他每晚处理公文至深夜，我在一旁看案卷。有时他会问我：“玉可，你看这桩田产纠纷，依律当如何判？”

我指出律条，他点头：“与我想的一样。”

但更多时候，是我们想法不同。一次为漕运损耗的账目，我们争论到三更。我说应按《大明律·户律》定夺，他说旧律不合时宜，当酌情变通。

争到激烈处，他忽然笑了：“玉可，你可比大理寺的官员还厉害。”

“夫君嫌我多嘴？”

“不，”他握住我的手，“我是庆幸。庆幸娶的不是只会绣花的妻子，是能与我并肩看这江山的知己。”

承平元年，他外放江州。我随行。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京城，第一次看见真实的漕河——不是图上线条，是混浊的水、破旧的船、纤夫背上深深的勒痕。

他在江州修堤坝、清积案、查贪腐，得罪了不少人。有次他深夜未归，我提着灯去衙门。他伏在案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笔，案头堆满状纸。

我为他披衣时，他醒了，眼神疲惫：“玉可，我做对了吗？动这么多人的利益……”

“夫君，”我指着案上的《大明律》，“你依的是这个。只要依着规矩，就不怕。”

他靠在我肩上：“幸好有你。”

卷七：双身劫（承平二年—三年）

怀承志那年，恰逢北疆告急，漕运案发。他忙得脚不沾地，我孕吐得厉害，却不敢让他分心。

有次他深夜回府，见我还在书房整理案卷，急道：“你身子重，这些事让下人做。”

“下人不懂，”我说，“漕运的账目，一个数字错，可能就漏掉一条蛀虫。”

他沉默良久，忽然跪下，头枕在我膝上。这个在外雷厉风行的男人，此刻像个孩子。

“玉可，我怕。怕护不住你，护不住孩子，护不住这好不容易才清一点的漕运。”

我抚着他的发：“那就更要做下去。现在退了，那些人会笑，会说‘看，张明义果然不行’。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会活在更黑的世道里。”

他抬起头，眼中有泪光：“好。我们一起。”

承志出生那夜，他正在朝堂上与反对新政的官员激辩。产婆把孩子抱给我看时，窗外传来捷报：新政条款通过了。

我抱着孩子，轻声道：“承志，你爹为你争来了一个更清明的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