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拖着受伤的右腿在轨道之间奔走，多亏了那位置处于多个路线的岔路口，来往的火车鸣着笛，四通八达得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腿上的血顺着我的足迹滴在轨道的碎石里，还好那血迹飞快得渗入地底并不明显。

我找不到先生了，我也不敢大声得叫喊，我不知道那些人有没有追上来。我觉得子弹卡在我的骨缝间，汗水顺着我的头颈滑落至伤口处，那汗水中的盐分腐蚀着，产生钻心的疼，我越来越虚弱，我的后背已经湿了一大片，衣服粘黏在身上，一阵风吹来却让我打了个哆嗦。

我躲在一个废弃的大型集装箱后面，我必须处理一下伤口，不然我就要变成一个废人，先生不会留一个废人在他的身边的。

在那集装箱后，我咬着牙，将左臂的袖子扯下来，将其绑在伤处，我一个人没办法取出子弹，只能先止血，确保自己不会失血过多。

我待了大概有半个时辰，四周寂静无声，我警惕地查看四周的情况，除了间或飞驰而过的列车，什么动静也没有，就连半个人影也看不见，我非常担心先生，他应该已经逃走了吧，却也有可能已经被人捉了去，所以才没有人追上来。

此时正是正午，毒烈的日头直射着大地，我的视线越过面前一辆停运离轨的火车，落在远处的白杨树上。

呼啦呼啦——此是风吟。

那布谷一定是那躲在大片白杨树叶后，它们的声音空洞悠扬，好似离我很远，忽而一切都静下来，这时候我感到分外的悲恸与无助，之素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她将我带回耳朵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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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眼儿”是天津有名的一条穷街陋巷，因为离天津站很近，所以这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穷苦人，如是要去繁华的原旭街，必须从此经过，所以很多人在此乞讨。又因为它街道狭窄拥挤，楼顶的乱扯的黑帏布将整条街道遮盖得暗无天日，像是狭窄黑暗的耳朵眼儿，便由此得名。

我出生一直到十六岁先生将我带走之前，我一直在这里生活。那时候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替人修补衣服，洗衣服，有时候也会去搬煤。

记忆中她的视力并不好，因为她要摸黑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冬天她的手也满是冻疮，只有开春天暖和一点才会好转，她的身体非常瘦小，三寸的脚让她走起路来像个蹒跚的孩童，更别说压着几十斤的煤块。不过，可能上天不愿再看她这样劳苦，她在我十岁那年便得了肺痨走了。

母亲走的那天我们那破旧的小屋门口站满了人，可大家都不愿意进去，他们怕我母亲传染给他们，不过还是有几个好心的几个大伯将我母亲从床上抬下来，他们给我母亲脸上盖了一层白布，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那领头的大伯特意停下。

“再看一眼吧，往后就你自个儿啦。”

那覆在母亲脸上的白布从她的头低顶滑落，露出她未阖上的眼，那眼睛似鱼肚白一样斜翻着盯着屋顶，我不想看母亲的样子，有几只苍蝇恰巧飞来，在母亲的尸体上打转，我用手赶走那些恼人的苍蝇。

母亲被抬走后，有几个妇人拿着石灰洒在我家的每个角落，我知道他们是在消杀，而又他们却又掏出糯米撒在空中，当时我用力得推开了那妇人一把，也不知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那妇人一个趔趄，扶着水瓮，差点摔倒。

“嘿，你这小王八羔子！”

我怒瞪了她一眼，喊道：“我妈是病死的，驱什么邪！”说完从人群中挤出来，飞快得跑掉了。

之后我一个人跟着那些中年男子到处找活干，去码头做搬工，那时候可能是出于自尊，即便是饿得快要昏厥也绝不去乞讨或者蹭别人买饭吃，但是我养成了自食其力的好办法，那便是偷。

我只偷有钱人，每周五住需要蹲距耳朵眼儿出口不远处的电车停靠的地方便可以收到不少的现金。

冬天是最容易得手的时候，因为人们穿得厚都不易察觉。可那天，当我准备将手伸进一个富太太的皮包时却被人截了胡，那是一双藏黑的小手，那双手指缝里藏满了泥垢，那小子眼疾手快得将几张大钞装进自己的口袋，压低了他头顶的那顶毛呢帽便要走。

白天我刚被工头臭骂了一顿，正火气没处撒，这小子刚好撞到枪口上来了。

我在耳朵眼儿的西侧的死胡同堵住了他，他虽然比我小一个个头，可是并不怕我，我让他把钱都交给我，他却笑了，他那张清秀的脸上缀了几颗不大的黑痣，就像粘了几粒黑芝麻。

我将他逼近角落，却没想到他的身手竟然那样好，他像一条鱼一样挣脱我所设的牢笼，轻盈得游到我的身后。

“想抓住我，下辈子吧。”

他撂完这句话就跑了，可是不到一天，我就找到了他的老巢。

他和他妹妹就睡在外环河的石桥洞下，那时候正是寒冬腊月，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被码头用来盖货的篷布，实实的将他们的洞门塞住。我掀开篷布准备进去时，一大团风雪瞬间涌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