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邵志峰突发性中风，虽一度病危，但很快便缓过来，只是重返了岗位后，本就严肃的他，变得愈发沉默，与妻子安秀莲形同陌路，对曾经百般宠爱的儿子也日渐疏远。

安生只当是父亲病痛缠身，情绪不佳，始终默默体谅。

有一天，起早贪晚地照顾丈夫和孩子的安秀莲没在家，安生满屋嚷嚷：“妈妈呢，妈妈呢……”

邵志峰板着个阎王脸不说话，狠狠给了姐弟们一人一个“少烦我”的眼色。

安生不解，爸妈拌嘴了？妈妈病了？还是……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急着问妈妈新校服搁哪了，着急穿呢。

他知道姐姐们怵爸爸，在爸爸面前屁都不敢放，指望她们是没戏的，只得独自缠着爸爸。以往无论多忙多累，邵志峰对他总是和颜悦色，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可唯独"妈妈去哪儿"这个问题，任凭安生怎么撒娇耍赖，爸爸始终沉默以对。

安生不死心，变着法子问，旁敲侧击各种问。

挡在报纸后的大黑脸，泛完铁色又泛红，仿佛他一个人就能唱一台戏，却强忍着什么都不说。邵志峰手中的报纸越来越皱，最后，他是被一句“爸爸，我还是不是你亲儿子了？”给彻底惹怒的。

报纸突然被撕成两半，“啪”的一声，狠狠拍在饭桌上，杯、碗、瓷盘震得叮当响，火药桶爆了。邵志峰一声怒吼：“大人的事小孩别多嘴！”紧接着，手臂一扬，一记耳光狠狠掴在安生左脸。

安生“咚”地撞上桌角，鲜血从额上蜿蜒而下。

强烈的疼痛感似是能通过空气传播，二姐和三姐感同身受地 “嘶”了一声，泪水在眼眶转了几圈，齐齐替弟弟哭了出来。

安生捂住额头，呆若木鸡，指缝有血水滴落，但他不哭也不闹，像是被那一巴掌打懵了。耳畔还回荡着那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以至于除了自己心碎的声音，他什么都听不见。

第二天，大姐邵昭宜被叫了回家。

邵志峰面色阴沉地宣布：“都听好了，安秀莲跟男人跑了，不要这个家了，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她。”

小女儿安乐腿一软，直接栽进二姐邵昭兰怀里嚎啕大哭。母亲出走得毫无征兆，日复一日操持家务、年复一年相夫教子的中年妇人，怎么会突然抛家弃子？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或者隐情？

邵昭兰不断回想妈妈临走前的生活细节，百思不得其解，她搂着妹妹，颤抖着下巴，喃喃自语：“怎么会？为什么？”

这话不是冲邵志峰，更不是问责，可邵志峰听后勃然大怒，“要问问你妈！滚去她那儿就别回来了！都听明白了吗！”

邵昭兰把安乐抱得更紧，惶惶然望向大姐。

邵昭宜在邻市知名律所工作，她心智成熟，稳重自持，早习惯了爸爸的作风。

邵志峰官威极重，在家如封建家主般不容置疑。他在妻女和下属面前高高在上，唯独对儿子才会流露温情。但姐姐们从不嫉妒，因为乖巧的弟弟懂得分享，为了融入"女子天团"，甘愿当她们的跟班，替她们向父亲提要求。

可这次连弟弟都挨了打，邵昭宜知道，自视甚高的父亲正在气头上，此刻说什么都只会招来责骂。她只平静地代昭兰应了声“明白”，态度如当初答应爸爸必须考上北大一样，不情不愿，却不得不服从。

哭闹、抽泣、嘀咕、怒骂，让安生听得耳朵生疼，昨日那巴掌的余震仿佛还在，每一个字都像苍蝇蚊蚋，嗡嗡乱叫着不断窜入左耳，他死死捂住耳朵，可那些刺耳的声音早已渗入脑海，挥之不去。

妈妈不见了，他想哭，却不敢出声；想要爸爸的安慰，等来的却只有疼痛。

安生额头上的伤口，在加大号的止血贴下慢慢结疤，可耳痛耳鸣持续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才有所好转，但听力依然模糊不清。

邵家笼罩在阴霾中。姐姐们伤心之余还要接管家务，顶妈妈的职，人人自顾不暇，忽略了挨了耳光的弟弟。

直到一周后，邵昭宜见安生不理人也不答话，仔细问了原委，才把他带去耳鼻喉科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鼓膜穿孔伴血痂，轻度传导性耳聋。医生建议若三个月内不自愈，就需要动手术。但安生消极对待，每次大姐提复诊，他都敷衍了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安生心底藏着个卑微的期待，希望借着病痛获得爸爸的关注与怜惜，只要父亲开口，他一定会乖乖配合治疗。

可等来的只有变本加厉的漠视。邵志峰甚至把妻子的出走迁怒到儿子身上，仿佛一切都是安生的错。

在这场漫长的冷暴力中，安生终于认清现实：他“失去”了母亲，同时也“失去”了父亲。

听力受损后，他渐渐活成了一座孤岛，所有人都变成他耳中模糊的噪点，他不再倾听，也不再被倾听。他多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妈妈一样，彻底地消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