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是这样吗？

由此而生的感情，当真能被称作是“爱”吗？

他想得太过入神，以致险些错过了女佣第三遍的叩门。

“进来。”他烦躁地应了一声。

女佣拉开纸门，低眉觑一眼他的脸色。

“什么事？”见她迟迟不言，他催促道，“有话快说。”

女佣这才轻声说：“楼下来了位置屋的姑娘，说是要找您呢。”

随女佣下到一楼，尾形才想起自己将帽子落在了房间。他摸了摸头顶，感到头发比月前长长不少。上午该去理发的。他油然产生一丝庆幸，为此刻昏暗的天色。

因为不是特意传唤，人是候在外面的。灯火下，十五六岁的女孩并拢脚尖，身穿一袭碎花振袖，脑后结着裂桃发髻。不饰梳簪，不着脂粉。看着那女孩，尾形只觉胸口的某一块被抽得空了：不是她。

见尾形出来，女孩上前行礼。尾形闻到一股杂着汗味的香膏味。显然来这之前，她已跑了不少地方。他看女孩有一点眼熟，但不记得是在哪见过了。

“找我有事？”他问，皱了皱眉。

女孩瑟缩了一下，旋即从怀里取出一枚折纸方胜，递了上去。

“是若竹姐命我交给您的。”

听到这个名字，尾形怔了片刻，重新打量那女孩一遍，终于想起她是曾跟随在若竹身边的年轻舞伎。他的手在半空顿了一顿，还是将方胜接了过去。

展平了纸，上面写了三个字。千岁亭。看起来是哪家酒馆的字号。他将白纸翻了个面，没再找见其他字样，于是问道：“她还交代了什么？”

“若您今晚能去，她也一定会去。”舞子思忖一会儿，摇摇头，“别的就无了。”

见尾形半晌不出声，她试探着问：“您要去吗？”

尾形从字条上抬起头。刚才他一直盯着那三个字，好像这样能多看出些名堂似的。他瞥了舞子一眼，下巴轻微一点。她立时行了礼，随后快步离开，一副如蒙大赦的样子。尾形将字条收进口袋，向女佣问清了到千岁亭的路，就往那边赶去了。

*

酒馆千岁亭坐落于旭川火车站的后街，距站口不过百步之遥。柏木牌匾被油烟熏得漆黑，几乎看不清上面的字。店面分有两层，一层厅堂足以容纳四十人用餐，却只稀稀地坐不到一半。二层原是宴请贵宾的包厢，现今都已改装成了客房和短租宿舍。每逢入夜，划拳、打牌、掷骰子、男女欢好的动静混成一片。凡是来此地吃酒的，只要不老不聩，耳朵总难免要经受那么一遭。

若竹过来时，尾形正盯着楼板上的霉斑，试图把那团黑东西想象成一只烧焦的麻雀。闻见那股裹着烟酒味的洋香，他收回撑在桌上的臂肘，坐得板正了些，视线却落到透光的门栅。那里有坨蠢蠢欲动的黑影，趴在外面的泔水桶上。既像猫，又像大个的肥耗子。

他没说话，她也没立刻说，只将琴盒搁在脚边，安静地坐下了。

过了一会儿，她问：“你的帽子呢？”

他摸了一下头顶，放下手：“啊……忘在茶屋了。”

她“哦”了一声，“没点菜？”

他没应声。她叫伙计过来，要了一壶烧酒、一碟双倍分量的腌鳕鱼子。尾形正要拿钱，她抢先付了，没有给他机会。

“今天是我约你来这儿的，我结账。”她说，直勾勾地看他，“还是说，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女人付钱的那一类？”

花街约定俗成的规矩：叫艺伎外出陪餐，账目由客人结清。而这次刚好反过来了。

“这样好么？”他终于转过视线，咬着她的字眼，拖长腔调反问道，“私底下约我这一类人喝酒，我很好奇森川家的老头知道了会怎么想……还是说，他原来是那么一位慈祥和蔼、胸襟博大的老爷爷？”

说话的时候，他用同样赤|裸的目光看她，刻薄地审视着腻在鼻梁的妆粉，比暑夏时尖削一圈的下颌，还有敞到棱棱锁骨、织着一大片红枫叶的和服领子。又一次。他忍不住以这种恶劣到近乎恶意的态度待她。为什么不呢？她冷落他许久了，连找到新的情人也不知会他一声，任凭他在医院等着那束令人作呕的花枯萎干瘪，就像对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然而他不是吗？他们之间有什么称得上“牢固”的关系吗？充其量是一桩买卖。他花钱买她的人。她把自己卖给他，卖给任何一个愿意出价买她的人。就是这般毫无温度的交易，被体面的礼貌、技艺和恋爱游戏的手段包装整齐，像一块精美的空心糖果。倘若其中有哪些算得上温暖，也只有她的膝盖、手和嘴唇。那是不属于他的，也是不属于她自己的。

她没有过错。越是意识到这一点，心底延烧的火就越是没有着落。说不定某处已经被烧出一个洞了，但他感觉不到。最好是没有。

“森川先生和我分手了。”

若竹微笑着，用很平常的口吻说道。仿佛在谈论大米的价格。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

“还真够快的，”他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上午才听说他成了你的衣食父母呢。”

“是有够快的。”她笑笑，学舌一般地重复，“收到正式告知是午时的事了，那时我还在宴会上。”

烧酒和腌鳕鱼子端上来了。若竹给自己斟了一杯，又给尾形倒了一杯。这与她平时斟酒的次序是相反的。在尾形动筷之前，她率先起筷夹断了一长条鳕鱼子，取小的一头塞进嘴，细嚼慢咽起来。

“其实已经够久了。”她低声说，咽下鱼子，饮了一口酒。

尾形在等她说下去。但直到她喝完这杯酒，仍没有下文。

“没明白。”他喝了一口烧酒。那味道相当劣质，热刀片似的刮着嗓子。

“什么？”

“到底什么‘够久了’，没明白。”

“哦……”她点点头，喝光了新倒的一杯酒，“真稀奇呢，尾形先生会追问这种事。”

“把我叫到这种地方来，不就是想说这种事么？”尾形说，“我看起来很像适合听失恋的女人讲醉话的对象吗，抑或是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

若竹想了想，笑着说：“或许都是呢。”

尾形皱了皱眉，“你喝醉了？”

“我是想喝醉的。”她给自己斟了第三杯，向尾形举了一下，“如果我喝醉了，尾形先生会送我回去吗？”

“不会。”尾形干脆地说，没理会她敬酒式的抬手。自斟了下一杯，喝了。

“真是无情啊……”她用修过的圆指甲点着酒杯边沿，说，“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约尾形先生来这儿呢。”

“只是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尾形放酒杯的手在半空晃了一个多余的圈。正思索着是选“刚巧有空”还是“想找个面熟的人喝酒”当作回应，他听见她笑了两声，害怕冷场似的。

“开玩笑的，”她自自然然地说，将酒杯举到嘴唇边，“是因为有些事只能当面说。”

“难怪。”尾形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刻意忽略掉了一瞬间下坠般的空虚，“我洗耳恭听。”

若竹放下第四杯酒，没急着喝，用指尖小半圈、小半圈地拨弄。杯口拖着一弯湿润的红痕，是女人嘴唇的形状。

“襟替日那天的事，尾形先生还记得吧？”

“那天的事可多着呢，”尾形说，盯着自己的半杯残酒，“哪一件啊？”

他听到这问题的第一反应是“兴师问罪”，又立即打消了这念头。婚礼、花和丝带的事在住院时就已经揭过了，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如若没揭过，她开口第一句话绝不会那样说。他也不觉得会是送琴的事，或是其后置屋妈妈认错人的事。太琐碎、太不值一提了。他居然连这样的事都记得，真不可思议。

还有一件事。他没有想到，确切说，故意没有去想。那是他出院前就想弄清楚的。现在见了本人，他却宁愿它是暧昧不清的。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说明白，不是每个问题都需要有解答。保持原样就好。他已不愿再听她说下去了。

“我喝多了酒，吻了尾形先生的那件事。”她说，将杯口的红痕转到自己面前，用指尖蹭了一下。

“尾形先生若还记得，就请忘了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