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队长”。1941年3月,一本廉价漫画书的封面上,这位挥舞星条盾牌的金发超级士兵一拳砸碎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下颌。帝国驻华盛顿武官在每周例行电报中将其描述为“犹太裔漫画家聊以自慰的廉价幻想”,建议柏林不必对此给予任何官方关注。
然而一个月后,党卫队情报局截获的绝密文件粉碎了这种轻慢。
“超级士兵血清”是真实存在的,来自于叛逃帝国的犹太人亚伯拉罕·厄斯金。美利坚的“重生计划”已制造出一例可实战部署的超人类个体——一名曾因哮喘与发育不良被军队拒之门外的布鲁克林青年,如今其力量、速度与神经反应速度均已突破人类极限。该个体已于今年早些时候完成首次战术行动,成功营救数百名战俘及一名重要科学家。
更令重要的的是文件末尾以红色墨水手写的备忘录:
“我们怀疑他并非孤例。厄斯金虽已因为心理原因吞枪自尽,但原型血清配方已存档,第二批候选者正在筛选中。”
不可言喻的平衡正在战场两端无声倾斜,而德意志阵营所处的这一侧,砝码已所剩无几。
鲍曼曾在一次与元首共用晚餐时听过后者长达四十分钟的独白。那夜的话题从腓特烈大帝的韧性滑向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最终落入希特勒本人最为沉醉的神话。
“命运,”元首放下刀叉,目光越过餐厅悬挂的巨型油画,落向窗外黑森林无边无际的树冠,“鲍曼,你相信命运吗?不是占卜师写在纸牌上的廉价预言,不是希姆莱那些神神叨叨的星盘演算。我指的是——历史,我们每个人、每个民族都被写入其中的那部剧本。人类称之为必然性的东西。”
鲍曼没有回答。他知道这不是提问。
“1919年我在慕尼黑军营里复明时,”元首继续说,“我看见了什么?不是护士,不是天花板。我看见了这个国家必须走的道路。我看见自己走在那条路上。那不是幻觉,那是命运向我掀开的一角帷幕。此后二十年,每一道门都在我面前开启。莱茵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法国——每一扇门都开了。你管那叫什么?”
鲍曼安静地为他斟满酒杯。
“那是天佑,”希特勒自己给出了答案,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德意志的天命找到了它的执行者。”
鲍曼记得那个瞬间,窗外黑森林的树冠在夜风中起伏如海面。他意识到元首的狂热并非全然的妄念——那些确实发生了,那些门确实开了。而这位坚信自己是命运选民的领袖,如今正以同样的确信等待着另一扇门开启。
鲍曼当时足够缄默,足够敏锐,也足够幸运。他在那场席卷知情者的沉默风暴中幸存,并且逐年接近那个秘密的核心。
如今他至少明白了一件事:帝国并非没有接触过超自然领域。恰恰相反,帝国在那片领域的最初几步,几乎是以一支强大舰队的吨位撞上了冰山。
那冰山的名字,是债务。
所有德国高层——从元首本人,到希姆莱,到戈林,再到那些如今已化为灰烬或永久缄默的前任,都不愿提起那份债务。
鲍曼通过零散的、从未被允许记录的只言片语,拼凑出轮廓:那并非以黄金、领土或军火计价的债务。那是时间。是心跳本身凝聚成的、可以被精准剥离、计量、交易的岁月。某个以“清算人”为名的隐秘组织,某个置身于欧洲战火之外的存在,曾以近乎施舍的慷慨向困顿中的帝国高层出售未来——以换取他们急需的财富、力量、乃至推翻凡俗命运桎梏的可能性。
那些契约如今仍有效。每一位签署者的个人私有物里,都有着一页从未被销毁、也从未被承认存在的灰色纸张,其上记载着精确到个位数的“年岁”。鲍曼从未亲眼见过那些纸张,但他确信它们存在。
而那位债权人,帝国不可能向他求助。不仅仅因为他位于敌国领土,不仅仅因为那份债务本身就已是帝国难以启齿的隐疾。更深层的原因是:任何与“清算人”重新开启对话的企图,都等同于向全体知情者宣告——我们已耗尽了您当年出售给我们的未来,我们已无物可押,我们正在慢性死亡。
希姆莱不愿承认。里宾特洛甫不敢承认。元首……元首拒绝承认。
元首选择相信另一种诠释。
他相信十四年前维也纳冬夜那场相遇——那时他还只是个在廉价公寓里变卖明信片的落魄画家,那晚出现的两位先生给了他足以改变一生轨迹的资助,以及刻在灵魂最深处的信仰。
那恩主是一对父子。鲍曼已通过多年拼凑确认了这一点——父亲授予元首崛起的资本,孩子授予其走下去的动力。彼时和如今的他都是外貌比元首年轻许多的青年,其面容特征与如今的九头蛇接管者高度吻合。
元首坚信,那位阁下出现在维也纳的寒夜里,并非偶然。那是神启,是预兆,是沃坦(奥丁)的代行者对真正“天命之子”的第一次垂顾。
如今,神启再度降临。